过年

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一,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可是我们家里还是和以往的周末有不同.中午老公自告奋勇下了厨,晚上一顿拉面后,老公和孩子们就早早地(7:30pm)睡了.昨晚,实在是都太累了:).

一周前本来想邀请和丫丫一起跳舞的Rachel和她的父母除夕过来包饺子热闹一下,商量来商量去却不知怎么最后改成了去他们家过除夕.Rachel家住在离我们只有4分钟车程的小区,当我们到达时,海荣(我们的邻居)和她儿子Eddie,一帆(Rachel的邻居,丫丫以前的幼儿园小朋友)等已经早早地在玩了.一进门,上午刚刚一起跳过舞的丫丫和Rachel就象久别的知心朋友一样,紧紧地搂啊抱啊跳啊叫啊,丫丫象一只快乐的小鸟跟着孩子们们"飞"走了.Peter呢,不知到底是看上了Rachel家的大房子,还是一进门的Train Table(装有火车和轨道的桌子),一个接一个的WOW, WOW叫个不停，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看见文刚(Rachel的爸爸)也一点不惧,叔叔要抱就让抱,然后一个人腆着小胖肚,这里走走,那里看看.熟悉环境后,Peter就开始找姐姐.后来发现一向只属于自己的丫丫今天却跟别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混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Peter不禁很失落,叫唤着"丫丫Go,丫丫Go"要求妈妈出面干涉.无奈妈妈似乎并不帮忙,半小时后,Peter接受了这一"严酷"的事实,开始自得其乐,一会儿玩玩火车,一会儿和妈妈吃点阿姨家丰盛的零食,一会儿到楼下玩玩小厨房,一会儿再爬上楼去看看大哥哥大姐姐们在干什么.大人们呢,当然是聊天,看电视,后来正好赶上春节联欢晚会重播,于是我们一边吃着火锅,享受着葛玲(Rahcel的妈妈)准备的一大桌子山珍海味,一边美滋滋地欣赏着赵本山和宋丹丹的让人忍不住笑口大开的"公鸡下蛋"的小品,天南地北地聊着,很是尽兴.孩子们则忙的顾不得坐下,楼上楼下跑来跑去.晚饭吃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又是水果又是茶还有汤,反正是从南方的蛋饺,叉烧,甜汤到北方的水饺,羊肉,肥牛,大家是南南北北,吃吃聊聊,颇有一番过年的喜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都快10点了,孩子们也没有一点要歇下来的意思,看完了春晚,葛玲就又拉着我唱起了卡拉OK.说起卡拉OK,我还真是喜欢.在国内念书时,经常跟着师兄们去北医门口的练歌房大吼,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枯燥而繁重的学业压力下,它也曾经是我自己一种很好的发泄方式.可惜出了国,开始的一两年还唱唱歌,后来有了两个小东西,连听歌的机会和兴致都没有了,更别说唱了.善良的老公一晚上都兴致勃勃地在与人聊天,听见我唱起了歌,主动把看管已经有点累的Peter的重担挑了过去.于是我和葛玲唱歌,其他的大人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地聊天,大家都很兴奋.可怜的小Peter,11点的时候终于熬不住睡下了。一直到12点左右，大家才陆陆续续地开始告别。一晚上基本上没有和爸爸妈妈照面的丫丫和Rachel这时却獗起了小嘴，一个不愿意回家，另一个不愿意让回家。大人好说歹说，两个小姐妹才抱了又抱，恋恋不舍地告别。不出所料，上车不到1分钟，丫丫就昏睡过去了。

说起过年，其实最美的还是除夕吧。小时候我们家条件不好，不记得每年都能有新衣服，却清清楚楚地记得除夕临睡前的那一份激动--因为无论如何，每个初一的早晨，我总能在枕头边找到妈妈悄悄给我放的一双崭新的，色彩鲜明的,尼-龙-袜。就为了这双袜子，我的除夕，总是带着难以掩饰的微笑入睡；后来家境好些，买了电视，就很向往一家人坐在电视前，边看春晚，边吃着爸爸妈妈做的凉菜和热气腾腾的饺子. 饭后也一反常态，妈妈从来不让我们收拾，自己去厨房里洗碗，准备水果，我们则只用享用。不知是家庭影响还是自己的性格，尽管后来每年都有新衣服，我却从来对这些不是很在意，除了对尼龙袜子的特殊感情，就是很向往过年时一向严厉的父母对贪玩的我的宽容--初一到初五，不仅不用洗碗，还不用担心回家晚了挨骂。想想也真是好玩，很多年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年”有向往。记得后来成人了和妈妈闲聊，为妈妈为什么，妈妈的原话我记不住了，意思是说过年时要是干什么，一年都得干，所以她不愿意我们过年受限制.....也许心底里一直是个很听话的人，从那次谈话后我就特别小心，诸如除夕夜少熬夜，少干活，心情舒畅，似乎希望能够给自己的下一年带来好运。

后来结婚了，按照当地的风俗我就只能在老公家过年，我的心里自然是无比惆怅。除夕一边和老公收拾，一边心里惦记着爸爸妈妈，不知为什么最让我惦记的就是“贴对联”。说起来好玩，自上大学后每年回家过年，总是爸爸和我负责贴对联。第一年不在家里过年，我最不能忍受的居然是不能去想--爸爸要一个人做这件事。于是终于在吃除夕年夜饭前，一个人躲在屋里狠狠地哭了一场。再往后，就是妹妹也要嫁人了，我对于过年不禁开始“害怕”，害怕去想爸爸妈妈除夕看电视的晚上--过去叽叽喳喳的三个丫头片子如今。。所以到出国前的最后一个春节，和老公商量好不再回家乡，对于我来说，除夕反正只能给父母打打电话。。但无论这么多年走到哪，始终不能不牵挂的还是“贴对联”，每年总要在腊月三十中午左右打电话，问问妈妈浆糊打好没有，对联贴完没有......

出国后自从有了丫儿，搬进了西北的研究生公寓（Engelhart）。公寓里中国人很多，有孩子的也很多。于是“年”又有了新的传统。红英是西北的博士后，家有一儿一女，住在楼里多年,一度是西北学生会主席，夫妻两人又都性格开朗，热心，于是每年不厌其烦地组织除夕聚会。这个除夕聚会可不一般，从人数上说，每年至少二，三十家，大大小小，男女老少，几十号人；从形式上来说，对联，春晚，饺子，炒菜，红包，一样都没有少过。至今我仍能清清楚楚地想起在Party Room（聚会室）里那热气腾腾的煮锅，煎锅，女人们边包饺子边东家长西家短地唠着，男人们有的看锅，有的组织上学的孩子们将他们的中国画作品张贴，还有的则帮着照顾小孩子们，时不时地上楼回家取东西。酒足饭饱，孩子们从小到大排着队叫了叔叔，鞠了躬，就拿着红包欢欢喜喜地到隔壁的游戏室里（Play Room），大厅里玩耍，大人们则支起牌局，麻将桌，有的就坐下看春晚录像。我呢，总是为数不多的,对打牌没有多大兴趣的一个妈妈，于是就边看着丫和别的孩子们玩，边坐在边上看着大家乐，心里也总是美美的。

回头数数,已经过了三十多个年了，自己也从一个孩子变成了孩子的妈。虽然我们也在努力营造着"年"的气氛，给孩子们灌输着"年"的意义，却不知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他们，能有多少对"年"真正的感受。